从滇缅路到旧金山：丘吉尔与罗斯福对华分歧的战时棋局

怒江谷口的简易跑道，C-46“突击队”与C-47“达科他”昼夜起落，穿越驼峰。1945年7月，印度—中国航线月运量约7.1万吨，这条空中补给线成了中国战区的“器物证词”：谁在为亚洲投放资源、又投得有多谨慎，一目了然。

缅甸路1942年被切断，滇西全面吃紧；到1945年1月，中印公路（Ledo Road）打通，火车—卡车—航空的复合补给才回到正轨。战略倾斜的背后，是盟国内部“优先级”的取舍，而非单一的军事能力问题。

英国方面，“欧洲优先”贯穿战争内阁讨论。战时档案（英国家档案馆CAB 65系列，War Cabinet Minutes）在“Far East”项下反复出现对亚洲战场的谨慎评估：先保不列颠群岛与地中海，再谈远东。由此，缅北反攻与中国战区补给长期居于次序之后。

美国的政策文本更能落笔为据。《租借法案》（Public Law 77–11，55 Stat. 31）为总统裁量援助框架提供法律基础，中国列入受援名单后，物资与教练机、教官随之到场。中国所得在总额中占比并不高，但时间节点的关键性，抵消了部分数量劣势。

把原文摆在案上最有说服力。《开罗宣言》（1943年11月27日）明言：“满洲、台湾及澎湖列岛应归还中华民国。”此句不止是领土条款，更是罗斯福将中国纳入战后架构的明确信号；与会者意见有分歧，但文本落款不容回避。

史家辩论常把丘吉尔的帝国防线与罗斯福的亚洲秩序并置。前者谨守欧陆与帝国生命线，后者设想以中国为远东稳定支点。这种分歧，若放到晚清“海防/塞防之争”，并非陌生：李鸿章奏稿屡陈“海防为急”，优先级的争执决定资源流向与政策尺度，影响深远。

器物与技术细目也能校准判断。驼峰航线的高空抗风与结冰，迫使C-46双发R-2800强推功率；滇西机场的跑道铺设、航材消耗记录，与作战单位的弹药报表互相印证。欧洲战区的巨大吞吐量对比下，中国战区的补给保障显得克制而迟到。

战后制度重塑，中国进入《联合国宪章》第23条所设的常任理事国序列，旧金山会议的座次把抗战贡献固定在国际法框架。若只以“数量”衡量援助，难以解释这一结果；把政策文本、会议记录与战场物流放在一起，答案更清楚：战略设想与法理安排，至少一半由罗斯福推动。

读到这里，您更在意哪条证据链：是《开罗宣言》的那句原文，还是驼峰航线的吨位曲线？亦或您手头还有关于“欧洲优先”的具体档案页码，欢迎分享线索与看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