西北野战军，起源于陕甘宁晋绥联防军，而这支联防军呢，是在1942年由八路军120师和留守兵团合组而成的。再往前追溯，就得说到红二方面军和陕北的红军一部分了。

西北野战军是在1947年3月成立的，起初叫“西北野战兵团”，到当年7月底，正式改成现在的“西北野战军”。

刚组建起来的西北野战军兵力也不算太多，只有第一、二纵队，还有教导旅和新编第4旅，总共加起来不过两万六千多人员。那年八月，晋绥军区的第三纵队也划归到西北野战军，接着又陆续组建了第四、六、七、八纵队。

四纵是在1947年9月成立的，是由警备第1旅、警备第3旅和骑兵第6师合成的。

警备第1旅最开始归属八路军留守兵团管理，直到1939年底，由留守兵团的警备第3团和第8团合编组成。警备第3团的前身是陕北红30军，警备第8团的前身则是120师718团，而718团的前身是红32军，也就是红九军团。

警备第3旅起初归属陕甘宁晋绥联防军，直到1942年10月，才由警备第1团和三边保安司令部的部队拼在一起组成。警备第1团的前身是陕北红27军，而三边保安司令部则是在1937年10月成立的。

骑兵第6师是一支曾经起义的队伍，1946年10月，国民党军陕北保安指挥部的副总指挥胡景铎在横山发动了起义，那支部队后来被改编成西北民主联军骑兵第6师。同年12月，他们就前往延安接受整训，等训练结束之后，又被编入了西北野战军。

四纵的主要指挥员大部分来自陕北红军，基本上都是陕西人。

司令员王世泰是陕北红军的头一位团长，曾担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的代司令员；政委张仲良为陕北红26军一团的政委，后来也曾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的副政委；参谋长阎揆要曾是西北工农革命军游击第一支队的参谋长，之后也担任过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的参谋长。

警备第1旅的当时旅长是高锦纯，他之前担任过陕北红26军第42师骑兵团的政委，抗战胜利以后开始担任这一旅的旅长。警备第3旅由黄罗斌担任旅长，他曾经是陕北红26军第3团的政委，从1946年3月开始接任警备第3旅的领导。而骑兵第6师的师长胡景铎，则是位从部队中起义出来的将领。

西野四纵最受影响的事情，莫过于那次西府战役的失败了。这场败仗之后，西野的参谋长张文舟和四纵的参谋长阎揆，职位都被调换了。四纵的司令员王世泰也因此受到了严重的警告处分。而警备第3旅的旅长黄罗斌，被调到地方部队去干别的事。至于警备第3旅第5团的团长郭应春，更是被直接撤职，变成了一名普通战士。

可以说，西府战役败了之后，西野四纵的主要将领后来的授衔还是受到了一些影响的。

四纵里一些高级将领，在建国刚不久就纷纷转向地方岗位去了。司令员王世泰也是如此，建国后不久就被调到甘肃行政专员公署当主任，之后一直在地方打拼，后来还担任过铁道部副部长。

政委张仲良在建国前夕辞去了第四军政委的职务，转而担任青海省委书记。刚建国时，他虽还兼任青海省军区司令员和甘肃省军区政委，但主要的精力还是放在地方工作上。

原警备第1旅旅长高锦纯在张仲良辞去第4军政委职务后，接替了他的岗位，没想到不过两个月多点，也离开了部队，转而投入到地方工作，后来还担任过新疆省人民政府委员会副主席，之后还曾任粮食部副部长。

原警备第3旅旅长黄罗斌在西府战役败北后，被调离四纵，1949年4月担任西北军区独立二师政委。建国之后，他曾任宁夏省军区政委和省委副书记。到1954年，宁夏省撤销，黄罗斌转到白银有色金属公司，担任经理。四年后，他又被调到甘肃省，出任副省长。

建国初期，骑兵第六师师长胡景铎主要专注于军事培训工作，曾担任第一步兵学校训练部副部长。到了1955年头，他转向地方事务，担任陕西省交通厅副厅长。

在建国伊始，很多级别的领导干部大都曾在部队有过一些职务经验，因而在起初评定军衔时，对那些曾在部队担任职务但目前工作重点不在军队的干部，也都给他们安排了相应的军衔，比如说王世泰，最开始甚至准备授予上将的军衔。

毛主席、周总理等人在后来主动辞去了军衔，导致大授衔这个风气逐渐形成了一条不成文的规矩，基本上转到地方工作的，或者虽挂着部队的职务但主要是在地方搞工作的干部，都不再参加授衔。

原本西野四纵的司令员、政委、师长、旅长们，在大授衔的前夕都已调到地方工作，因此都没有参加这次授衔。